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发现的伟大作家和它遗漏的伟大作家一样多。此语看似公允，其实仍未认清诺贝尔文学奖的本质。诺贝尔文学奖是一群瑞典的老头，从幸运地进入他们视野的其他民族的作家中挑选最幸运的一人的游戏。这些作家之所以被挑选，不是因为他们在本民族最优秀，而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作品被翻译成了老头们看得懂的文字，而一个民族最优秀的作家，其作品往往不能被翻译，尤其是那些对本民族语言做出杰出贡献的作家。
中国文学从诗骚算起，一直到新文化运动之前，都是士大夫的文学。士大夫文学强调诗以言志，文以载道，重寄托，多家国情怀，这与西方文学主流是国民的文学完全不同。中国文学又注重为人与文艺的合一，唐人裴行俭的一句 “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是中国文学不可违背的铁律。故李陵、宋之问、阮大铖、汪精卫这一辈的人，尽管亦有诗文传世，世人却不能不因其为人而对其诗文大打折扣。这是因为中国文学是“为己的文学”，作家做诗著文，只想着宣泄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生命，其诗文集由头读到尾，必以能见出作家的人生境界者为上，如果其人士行污秽，纵使诗文辞采动人，也只是二三流的作家。而西方则不然。西方文学是“为人的文学”，作品写出来，是要给人看的，故特重小说。小说写得炫人眼目，可能会给作家带来莫大的荣誉，至于其人品格如何，则每置之不问。因中国文学为己，故其诗文适宜枯斋独坐，拥鼻低吟；因西方文学为人，故常有作家在贵夫人的沙龙上大声朗诵其小说，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新文学运动本质上是殖民化的运动。它在篡夺了话语权之后，单方面宣布胜利，刻意地打压士大夫的文学，并蔑称后者为“旧文学”、“死文学”，而洋洋然尊新文学运动以后仿照西方小说所写成的那些小说，仿照西方最下里巴人的“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而写成的白话诗为“新文学”、“活的文学”，不知此类文学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是被鄙视的对象。这些所谓的新文学，虽然也是用汉语写成，但它们的根在西方，何尝是中华民族的文学？但也只有这类文学，可能被翻译成外文，可能被瑞典的老头们看懂，如果中国人真把诺贝尔文学奖当回事，要么其人是笨伯，要么就是因为太自卑，总希望洋人来肯定中国。钱钟书出国之前，去看望老诗人陈衍，陈衍无法理解中国已经有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学，为什么钱钟书还要到英国去学文学。那个时候，中国人还不曾失掉自信，可是随着新文学也就是殖民文学的广泛流布，读经的废止，中国人泰半读不懂自己的典籍，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变成中国其貌、外国其心的蛮夷，对西方的一切盲目崇拜，对自己的传统则一笔抹杀，这才有了本民族的文学竟然需要万里以外的瑞典老头们肯定的咄咄怪事。
中国文学的高境，必须符合雅正的原则。没有对儒家义理的精深体悟，没有对用典使事的熟稔，没有自身的创作体会，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学。西方汉学家颇有抛心力于中国文学的，迄今为止，有一个真正懂中国文学的吗？对不起，一位也没有！比如哈佛大学宇文所安教授，号称唐诗研究大家，中国只要任何一位能作诗填词的青年人，读其著作，无不哑然失笑。我们如何能指望瑞典的老头们懂得中国文学？
掌握话语权的新文学派单方面宣布自己取得完全胜利，但实际上新文学运动以后，从事士大夫文学创作的依然不乏其人。甚至在他们自身的营垒中，就有陈独秀、鲁迅、郁达夫、田汉等坚持用五七言诗抒情达意，陈独秀的成就尤其杰出。更不要说被诬为“旧文学营垒”的杨云史、黄侃等人的作品。1949年以后，潘伯鹰的《玄隐庐诗》、洪漱崖的《洪漱崖诗集》，寇梦碧的《夕秀词》，辞繁言隐，寄托感慨，一往情深，同时期的白话文学作品，无论在思想上还是文学价值上，都远远无法与前者相比，而这些文言的诗文，如何能翻译成外文？如何能让瑞典的老头们明白这才是中国最好的文学？
而就算同为新文学，参照中国传统的文学标准，也显有高下之别。比如金庸先生，其作品融贯古今，写情真挚感人，叙事曲折离奇，令人欲罢不能，且《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等著，境界极高，《鹿鼎记》刻画世情，入木三分，中文小说，无与伦比，又金庸先生诸作皆深蕴中国文化，文笔之佳，更是冠冕新文学界。但正因为其境界高、思致深、底蕴厚、文笔佳，堪称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又有哪一位翻译家能传神地译出其作品？指望瑞典那些尸居馀气的老头们能看懂金庸先生的著作，岂非痴人说梦？
中国人自卑惯了，很多年来把诺贝尔文学奖看得太重。这自卑的根源不是因为西方更先进，而是因为中国人完全否定掉自己的文化，文化之根已被斫断，只能随风摇摆。其实，只要多读经典，懂得中国文学的主流之后，再来看诺贝尔文学奖，那就是一个笑话。
（本文原载2012年10月18日《深圳商报》C03版，同期尚有刘勇先生文章《向上才是文学的力量》，颇可一诵。http://szsb.sznews.com/html/2012-10/18/content_22412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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